一、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之文献记载

明洪武朝曹昭撰《格古要论》云：“柴窑出北地”首次指出柴窑出在北方的“地”，“地”即“郑”也。古汉语多用单音词，“北”为方位词“北方”，“地”为名词，以代“郑”。州为级别，一般撰文多写名而不带级别州。清康熙《郑州志、舆地志》云：“乃若郑之为地，自古至今。”现代语为：于是郑州被称为地自古代到现在。因为郑曾置荥州、管州、西辅、奉宁军，治所先后设在管城、汜水、武牢、成皋、华阳等。郑州管辖范围最小时，仅领管城县，圃田县，须水县，清池县。仅是现代的四个乡的面积。唐以前统称“管城”。

后周时名为荥州，治所在武牢（虎牢关），后改置郑州，治所在管城。宋以后郑之沿革多变，故，明以前撰文多以“北地”或“郑地”称之。

明天顺朝王佐撰“新增格古要论”及明万历朝周履靖撰《夷门广牍》等明代艺文，多承袭曹昭之说——“柴窑出北地”。

清嘉靖朝蓝浦著《景德镇陶录》·古窑考云：“柴窑，五代后周显德初所烧，出北河南之郑州。”蓝浦把柴窑的时代，地点以近代人的思维方式说的一目了然。

民国4年韩国钧著《瓷録》云：“柴窑在河南郑州”民国郭葆昌著《瓷器概说》云：“柴窑在河南郑县”以后学术界多以柴窑出郑州为定论。

对於柴窑记载文献之多，在中国古代几十种窑口中居榜首，但由于遗址发现后没保护起来，又成了千古之谜中的“谜中谜”。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柴窑出耀州之说；甚至有柴窑出景德镇之说；更可笑的还有柴窑出河南西华逍遥镇之喧嚷。

2001年至2003年，郑州市管城区东西大街扩宽改造，省、市考古单位发掘出隋唐，五代、宋元、古窑100多座，出土了窑藏，堆积层、五代至宋未的完整器物，青瓷片、白瓷片、黑瓷片、黄釉瓷片、窑具、窑粘、匣钵、料石、灰坑、兽骨等。柴窑出北地郑州的千古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柴窑出郑州成了不争的事实。

二、郑州柴窑之源流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郑州是古代中国陶瓷文化中心。大约在一万年前后，住在郑州地区的先民就能烧制陶器用陶器，煮饭、盛物。

郑州市发掘裴李冈陶器文化十几处；发掘仰韶文化100多处。林山寨发掘的竖陶窑址，在古陶器烧制工艺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是整个仰韶文化时期陶窑之典范；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双连罐在中国众多古陶器造形上独树一帜，代表了中国古陶艺术巅峰之作；青台遗址的陶鏊，证明了中国的烙饼比西方面包早2000多年，13个大瓮实属罕见，其中一个巨瓮内有一对裸体相拥之青年，不但证明制陶技术的高度发展，也间接说明了女娲时期的婚姻制度；旮旯王陶甗造形独特，被考古界定为旮旯王类形；旮旯王烧制白陶已开始用瓷土为胎，坯胎坚细，吸水率低，为以后商代青瓷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洛达庙遗址是商代前期白陶的生产基地，为商代都城生产原始青瓷提供坯体。

1950年二里岗最早发现原始青瓷片。引起国家考古界的高度重视。1956年在人民公园发掘出土一件完整原始青瓷尊，1965年在铭功路和南关商代墓中又各出土一件原始青瓷尊，随后在西陈庄发现了窑址。1973年北京香山会议，把郑州定为原始青瓷发源地，以后其它其地区发现青瓷的，统称郑州二里岗青瓷文化；1990年在郑州出土的唐三彩碧绿盏，小巧玲珑，奠定了柴窑器小而精的基础；在郑州面粉厂出土的三彩狮子枕，堆塑的狮头栩栩如生，与现在出土的十几种贴塑坯胎模如出一辙。2000年在东大街出土的青釉盂瓷瓶，釉面釉液的流动感如山溪泉池；2001年在东大街出土的黄釉瓷壶，简约明快，美不胜收；黑釉瓷双耳罐流光四射，肩胫三条弦纹粗细搭配，庄重里透出秀美。正因为郑州从商代原始青瓷产生开始，至到宋元都是北方青瓷的中心，都是受郑州柴窑颠峰之作的影响，郑州是中国瓷的根源。郑州是中国第一座御窑之诞生地，瓷源圣地冠以郑州当之无愧。

三、柴窑，后周时称御窑，入宋始称柴窑

郑州柴窑，始建於后周柴世宗显德年间，时称御窑。

赵匡胤以宋代周，公卿大臣皆承旧职，照常服务朝廷。年仅7岁的小皇帝柴宗训奉为郑王，符太后奉为周太后，迁西宫，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后周御窑为宋柴窑，制瓷官吏仍监管窑事。史载，时赵匡胤挥泪曰：“吾受世宗厚恩，定是太后为母、养少主如子。”由此可知，宋太祖留柴窑名制，是留念义兄柴荣之情义，亦不负先帝之厚恩也。

关中权在《四朝磁论》中云：“柴窑又名御窑，入宋以来，以窑别制。”又云：“入宋始故称柴窑，亦宋瓷呼之。”因此，才有以后的宋代五大名瓷柴、汝、官、哥、定之说。程村在《柴窑考证》中云：“柴窑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这里亦交待清楚，到了宋朝为了区别周之御窑才改称柴窑。原因是世宗姓柴，这里仍有纪念柴世宗之意。

荆子久在《钧窑考证》云：“迨赵宋灭周，柴窑工匠无所归，遂群趋钧州（阳翟）而经营钧窑（柴窑），仍仿柴窑名制。”荆子久不知是疏漏，或是压根就不知道宋代无钧州，只有阳翟（今禹州），但他说明了柴窑后人群趋阳翟仍用柴窑名字的事实。这与关中权的“柴窑别制”和程村的“柴窑别之”完全一致。关中权“别制”是到别处烧制；程村“别之”是区别御窑之名。这也符合赵匡胤当时承袭后周旧制的真实背景。

金大定24年，阳翟改置钧州（今禹州），钧窑由此兴，因为钧窑为民窑，失去了柴窑之一切优越，先辈渐逝，柴窑技艺失传，渐由精而粗。但钧窑也有发展，创造了液液分香釉，从此，改变了宋初柴窑秀美柔和之女性气质；形成了钧窑粗犷豪放庄重之男性特征，但仍有柴窑之DNA，因此，日本对中如云说：“柴窑与钧窑实为父子关系”荆子久却提出“柴钧一体说”。

所以，后周郑州柴窑为御柴窑，北宋阳翟烧造的为民柴窑。

四、柴窑在中国陶瓷史之地位

柴窑在古窑中之地位，记述颇多。

程村在自己所著《瓷皇》一书中把柴窑尊奉为中国瓷的皇帝，这个地位可谓至高无上。他又在“柴窑考证”中云：“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柴窑安有如是之精妙。”黄一正撰《事物绀珠》中云：“柴窑为诸窑之冠”；这个诸窑应包括他写书以前的所有瓷窑。黄矞著《瓷史》云：“柴窑为五代名窑之首。”郭葆昌著《瓷器概论》云：“柴窑独者”，赵如珍“瓷器篇”云：“柴窑为中国古瓷之代表”这些评价，其它著述也多引用。经典文献和民间传说几乎是“异口同声”。

五、柴窑——北方青瓷之始祖

《竹园陶说》云：“古瓷不重彩绘，所有之器皆纯色。唐宋人尚青，明清人尚红，西人尚紫。唐代越窑青瓷占南国广大领域，当时以应饮茶之时尚，但并没达到精美坚细之程度”。《说陶》云：“盖唐青瓷皆为沙胎、泥胎、五代以后始有瓷胎、缸胎。”此说并不完全正确，但说明五代后周才有纯正精美之瓷。从所有文献记载看，说到古瓷，多以柴窑为首开篇，给人一种瓷从后周开始之感觉。柴窑除了郑州青瓷之外，可以说遍布河南各地。唐时南青北白，五代后周打破了这个局面，青以北为优。这种局面的改变实与柴世宗之主客条件有关。就主客条件讲柴荣是五代十几位皇帝中唯一懂经史孝儒道，好诗文懂音律的皇帝。柴荣生在瓷乡邢州，青年时做茶叶瓷器生意，开瓷店於郑州，对瓷情有独衷。

客观条件有五，一是《均田图》国策，逃亡农民与手工艺者纷纷还乡，有了劳动力；二是“选英才”诏书，选拨高官的同时，也引进了南国的管理人才和手工业匠师，这些人多集中在郑州；三是下诏限佛毁铜像以铸钱币，国库盈余；四是收铜兴瓷之大计，当时敕谕，官民一律不准用铜器皿，铜器食用器皿一律上交官府，按质量付费，五十天不交，数达5斤者，尽戮於市。因此，全国上下数十日尽上交完结，无隐者。这样，就必须迅速建设窑场，以满足官民的生活必须，大力兴瓷建窑，势在必行；五是柴荣执法甚严，事必躬亲。瓷窑成了国计民生的大事之一，所以连釉色之细节他都要谕批。荆子久在《钧窑考证》一书中说的更为贴切：“柴荣为五代之令主，文事武功，慨有观，然赋性严历，臣民小有违误，即遭杀戮，故能令出惟行，无敢玩忽者。军政余暇，兼好制作器物，大而冶铸，小而器乐，则能较及累黍。当时，有名儒王朴者，因改订乐理，被世宗赏识而入相。对设窑制瓷，尤为其精神之所专注，又特设专官以理御窑瓷务，匠师窑工多受训教。试问如此严厉之皇帝，烧出之瓷品，定俱臻上乘。”荆子久之说，使我们心悦诚服。

郑州御柴窑作为示范，遂之河南各州瓷窑如雨后春笋。首先是京城陈留县之东青窑，随郑州窑脱颖而出，至宋始，临汝窑，阳翟青瓷窑，许州窑，宝丰窑、郏县窑、内乡窑、邓州窑、襄县窑、新安窑、安阳窑、汤阴窑、辉县窑、修武窑、登封窑、密县窑、巩县窑、鲁山窑、宜阳窑、淇县窑、荥阳窑、林县窑等几十座瓷窑迅速建起。到了宋代逐步发展为成熟的民营瓷业，除了修武当阳峪之绞胎瓷，登封之珍珠底，密县之黑瓷以外，几乎都是青瓷，迨金元，扩展到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甚至景德年间的湖田窑也云集了北方青瓷之匠师。由此可知，柴窑不但是北方青瓷之始祖，而且，郑州窑应补充进《中国陶瓷史》为郑州窑系。

六、柴世宗与郑州之情缘

世宗柴荣把御窑建在当时的郑州，除了郑之人杰地灵，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还有柴荣与郑之情缘。

柴荣曾随邺中大贾颉跃氏做茶叶，瓷器生意，远走江陵，住脚郑州，后来又在郑州设店和中转库房。现在郑州唐子巷西北角有官封瓷器店遗址，出土大量瓷片，传说为后周世宗所开之瓷器店。

郑州南五龙口为刘志远，郭威、柴荣、赵匡胤、赵光义五英雄所劈二里岗（时称龙岗）一决口，引南来三水汇流入郑城内。此五龙口，明嘉靖《郑州志》有载；北五龙口，时在汴水（今贾鲁河）上，为刘志远，郭威，柴荣、赵匡胤、赵光义五位英雄之渡口。

郑州人民公园南门古庙为火神庙，传说950年23岁的赵匡胤在郑州幸遇28岁的柴荣、两人志相同、性格合，一见如故。在此结拜为兄弟，此庙被称为结义堂。

郑州火车站西北，原郑州市标牌厂内有饮马池，传说是柴荣与赵匡胤饮马歇脚的地方。

柴荣称帝后置郑州为陪都，在郑州南郊建御花城，又称美女城，实为柴荣住郑之行宫。明嘉靖《郑州志》有记载。

柴荣死后葬於郑州南郊。今新郑市北郊郭店有后周太祖郭威之嵩陵；世宗柴荣之庆陵；恭帝柴宗训之顺陵；符皇后之懿陵。郑州为后周皇陵所在地。

今南曹有柴公庙遗址，柴荣死后，郑州人为纪念柴世宗而建，《郑州志》有记载。

柴荣入伍为将是郑州人心中的英雄；柴荣称帝是郑州人心中的圣君，柴荣死后是郑州人心中的神。还有更多有关柴荣与郑州的故事，暂不赘述。

七、柴瓷片瓦值千金

当今市场上谈钧瓷谓一片千金，实源于柴瓷片瓦千金。

“长物志”云：“柴窑最贵，世不一见。”

《宋钧窑瓶歌》云：“近人得柴窑碎片，皆以装饰玩具，盖难得而可贵也。”这里所说玩具非指现代儿童玩具，而是指官宦之玩赏器。

《清秘藏》云：“余尚（常）见柴瓷残器一片，制如绦环者。”“余尚见”译为“我常见”。

《唐氏肆考》云：“柴窑久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世宗柴瓷片宝莹射日，可却矢。”这里说的“可却矢”可译为可抵挡弓箭之射击。

《弇州宛委余编》云：“柴窑器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币同价，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

《香祖笔记》云：“常见一贵人买得柴窑碗一枚，价值百金。”

《考古偶编》云：“近人得柴瓷碎片以装饰玩具，故有柴窑片瓦千金之说。”

《柴窑考证》云：“按柴瓷实为吾国之重器，较宋钧其贵重奚啻倍蓰（xi 五倍也）。这里“宋钧”应改为“宋青瓷”，作者所表达之意是一件后周御窑柴瓷可五倍于宋代阳翟之青瓷。

中国著名学者王国伟云：“如果当今世界上能有一件柴窑作品，不仅是在中国，无论在哪个国家，它都将是国宝，我们已经找了好几百年，都没发现，没有办法给它定价，它毕竟是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汝窑瓷价值几十亿日元，我想，前面所讲之汝窑中的10个，哦，不！100个也不低一件柴窑的价值。中国人说柴窑一片值千金，如果有一件，它将会和拍卖达·芬奇《蒙娜丽莎》一样的场景，成交价是无法想象的。”

八、柴窑之特征

《格古要论》云：“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簏黄土。”首次指出柴窑特征。色为天青，釉质滋润，器面有纹，足多黄土。另有书记述“足多粗黄土”。非指足之胎质，也非指足为黄土色。《瓷皇》云：“唐氏不知胚装匣烧，匣内尚有渣饼砂渣垫足。”《陶说》云：“相传五代造瓷，堆粗黄土於匣钵，上置坯。”此现象，懂烧制工艺的人都知道。粗黄土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特征。但，首指色、质、纹三特点。

“事物绀珠”则云：“制精色异”。虽没具体说明，但色异已说明了创新，柴窑与其它窑色均不相同也。

《博物要览》云：“柴窑且论制不一”，又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柴器鉴语，成了后世辩别柴窑之依据，实为误导。有学者批评为臆想。但指出了柴窑的光亮度，厚度、响度、但天青为何色，仍是个模糊概念。薄如纸指釉薄，或泛指薄瓷。决非胎薄如纸。

荆子久云：“宋钧亦有薄胎纤小之器，如故宫之桃核式小盒。”此说实为宋阳翟之柴窑器。与现在东大街出土的粉盒相吻合。

《柴窑考证》云：“同一青色，柴窑汝窑之青则近浅蓝色”这里交待了柴窑之天青为浅蓝。

《景德镇陶录》述及汝窑仿柴时云：“汝窑淡青色，实为月白色，俗亦呼雨过天晴色，雨过天晴为淡青色。”淡青色可为淡绿色，亦可为淡蓝色。

《香祖笔记》云：“贵人得柴窑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射。”碧为绿色，正碧为秋之绿。

“钧窑考证”云：“钧窑则沿袭柴窑之青色及黝色”黝为黑红色。荆子久又说，自己曾在故宫武英殿见过黝黑柴窑花器。

《博物要览》云：“柴窑则尚有虾青，豆青，豆绿等色，釉中有细纹开片者见於豆绿者为多。”

《弇州宛委余编》云：“柴窑盖色既鲜碧”。

《居易录》云：“马斋公又示柴窑碗一，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

“十五家词”中、词·闵園句“雨余天似柴窑碧，修竹穿篱出满地”。

《珂雪词》虞美人·雨过句“长空一抹曾青色，全学柴窑碧”。

清郑方坤撰“周世宗”云“柴窑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

《柴窑酒碗歌》诗句“持出床头旧酒卮，箧中碧色柴窑碗。”

《说陶》云：“余所见热河行宫与故宫所藏碗、瓶数枚，有黝黑色、天青色、天蓝色”。

还可举出更多例子。言柴窑碧色者最多，因而得出柴窑之特征：薄胎瓷，光亮如镜，釉质细腻莹润，扣之有磬声，豆绿有纹片，主色为碧绿，淡青、淡蓝、少有白、黝、黄、因釉色深、浅、浓、淡不同，可达十几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