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作品查询
当我们站在晚唐的历史洪流中向前回望，青瓷已经走过了2500年的茫茫岁月。从商初原始青瓷诞生，到晚唐秘色瓷横空出世，成长是如此的艰辛漫长（详情见：青瓷王者之路——成长篇：诗经里的青葱岁月，盛世大唐的秘色风流）。也正因如此，当青瓷巅峰到来的时候，官方的、民间的、南方的、北方的，各大窑口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柴、汝、官、哥、耀州、龙泉…这些陶瓷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品，尽情展现着浓淡不一，各领风骚的青色身影。这既是2500年底蕴积攒的必然结果，也暗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高纬度社会背景的推波助澜。
所谓“大乱必有大治”，反过来也是一样。大唐帝国一朝崩塌，随之而来的是70年的大分裂时代，瓷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好在青瓷大势已成，总能在短暂的和平岁月一展身姿，虽匆匆，却夺目。
吴越之主钱镠，本为唐朝节度使，后朱温篡唐，封其为“吴越王”，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钱氏王朝。
吴越是五代十国中非常特殊的存在。对外，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对内，治理钱塘江，发展太湖圩田。既无外患，也无内忧，让吴越在唐末宋初的空档中“猥琐发育”。陆游在《渭南文集》中写道：
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仗东南财富，而吴中又为东南之根底。语曰：“苏湖熟，天下足”
究根溯源，东南地区能成为大宋仓廪，吴越王朝的耕耘功不可没。
因此，吴越境内的秘色瓷生产虽在唐末战乱时短暂停滞，但很快重新恢复并继续发展。钱镠也延续晚唐旧制，将秘色瓷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原王朝。周煇《清波杂志》：
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
北宋一统天下后，秘色瓷突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令人遗憾。所幸秘色风韵留存于世，等待着千年后于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世人皆知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却不知清代之前，柴窑才是当仁不让的“瓷皇”。张敛《清秘藏》谓之“柴汝官哥定”；高濂《博物要览》谓之“柴汝官哥”；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之“柴汝官哥定”，均将柴窑排在第一位。只是到了清朝，柴窑绝迹，才将钧窑后补。
根据文献记载，柴窑应是后周之主柴荣的官窑。谢肇淛《五杂俎》：
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从此，“雨过天晴云破处”，成为世人对柴窑釉色最美的想象。
柴荣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雄才大略的帝王，“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对内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对外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史学家称赞其“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只可惜仅仅在位五年就因病逝世。柴荣如能延寿20年，世间也许就不会有大宋王朝；柴窑也不会烧造时间如此之短，以致无所传世，成为千古之谜。
曾被认为是柴窑的张公巷窑址出土器
当代学界对柴窑的文献之考一直没有间断，希望找出柴窑窑口所在，进而解开其消失之谜。历代文献中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曹昭的《格古要论》：
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麄黄土，近世少见
一句“出北地”，虽有方位，却并不具体，让无数学者挠头。还有张敛《清秘藏》：
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似乎也提供了一些模糊的是美学线索。于是，有人站在粤地北望，认为景德镇也属北地，其湖田影青正是当之无愧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等生拉硬靠之下未免牵强。有人考据地名，认为陕西耀县古称“北地”，唐末改为耀州，故柴窑当为耀州窑，但也无法解释柴荣为何在距离都城开封遥远的耀县设立官窑。有人将汝州张公巷窑址从汝窑系统中剥离出来，认为宝丰清凉寺已是学界公认的汝窑窑址，故张公巷应为柴窑。更多人则是将目光放在开封层层叠叠的地下之城，似乎中原王朝的所有未解之谜，都被埋藏在了这座千年都城之下，静静的等待那把迟迟不敢落下的洛阳铲。
曾被认为是柴窑的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所藏青釉花觚
总之，柴窑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传说明代权相严嵩穷其一生，得柴窑十数件；爱写诗的乾隆皇帝也有《咏柴窑碗》，证明柴窑曾在内廷私藏；还有近代收藏巨头郭葆昌，以一处宅子加20亩良田换来一件柴窑器。以上传说非但没有让柴窑的面目更加清晰，反倒又为其披上了一层传奇的面纱。
其实，秘色瓷的发现也是极其偶然的，若不是1987年法门寺宝塔轰然倒塌，也许我们现在还只能从“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中想象“秘色”的风采。五代十国时期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阻挡住青瓷前进的脚步，却无情的抹去了它们留下的痕迹。其实，即便柴窑之谜最终无解，但那些传说和诗句，那些历代文人墨客执着的考究与向往，也真实的映照出青瓷在世人心中的地位。这一切，都预示着青瓷在文采昌盛的大宋王朝，将会有极致的高光表现。
提起宋代瓷业，哪怕外行人也能说出汝窑、官窑等专业名词，脑海中一片青绿浮现。没错，这些在当今收藏市场纵横捭阖、价比千金的珍玩，都属于青瓷系统，且均为官窑或者半官窑。其实，在宋徽宗赵佶执政之前，定窑白瓷才是大宋皇家的御用品种。
赵匡胤是柴荣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柴荣死后两个月，他立即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野史记载其心中有愧，见不得柴荣生前之物，下令捣毁柴窑，销毁柴瓷，连带看青瓷也不顺眼。
身穿白袍的赵匡胤
野史之说姑妄听之，但赵匡胤见惯了五代十国的短命王朝，深知“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素来不喜珍玩。这也许是柴窑、秘色迅速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官方带领下，宋初的社会风气一改大唐之锦绣华丽，崇尚朴素简淡之美，加之理学昌盛，尚白之风极为普及，让定窑的地位水涨船高。宋中期，素白的定窑逐渐不能满足上层阶级的需要，“金装定器”粉墨登场，于器口镶嵌金、银、铜，瞬间贵气十足，倍受皇室欢迎。宋代林禹记载：
…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
定窑的这种迎合，预示着宋代也逃不出封建王朝“由俭入奢”的铁律。
金装定器
白瓷受宠，越窑衰落，却让北方的耀州窑借此异军突起，接过了青瓷的大旗。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段“北青胜南青”的短暂时光。
起源于五代的耀州窑，其青与南方青瓷迥异，几近墨绿之色。北方的风沙让娇嫩、明艳、暧昧等词汇没有了用武之地，深沉、凝重的青绿之色才是北方之魂魄，扎根于黄土，傲立于凌寒。
五代耀州窑以“铲地凸花”为特色，在瓷器表面营造出浮雕之感。马未都先生评价其“入刀犀利、连风带雨、刀刀见泥”，这种立体的装饰之美在中国瓷器上十分罕见。可惜入宋之后即改为剔花工艺，无非是成本太高所致。
铲地凸花的五代耀州窑
耀州窑的辉煌十分短暂，汝窑一起，青瓷老大的地位再无悬念。时至金兵南下，耀州窑元气大伤。后虽复产，但金人尚白，对青青绿绿全无兴趣，耀州窑也转向月白之色。从此，青瓷队伍中少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北方窑口，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金代耀州窑月白瓷
宋徽宗皇帝当的十分失败，玩艺术却称得上历代帝王之首，不仅书画一绝，对瓷器的审美眼光也极为挑剔，这直接导致了汝窑的诞生。叶寘《坦斋笔衡》：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一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结束了定窑的辉煌，让青瓷重新占据上风。一句“汝窑为魁”，又让汝窑青云直上，优品进贡朝廷，次品变价销售。在官窑还未设立的岁月，汝窑已经是“半官窑”的性质。
台北故宫藏汝窑水仙盆
汝窑名气极大，争议也极多。其实随着1986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遗址的发掘，汝窑的历史已经逐渐清晰。所谓争议主要是官方“存世汝窑不过百件”与民藏“汝窑极多”的矛盾。其实汝窑作为“半官窑”的历史不过二三十年，南宋周煇感叹的“近尤难得”也定然不是空话。对清凉寺汝窑址中心区的发掘表明，御用生产区极为独立，且落选产品也有销毁痕迹，可见“次品变价销售”也只是一个阶段内的情况。总之，官窑性质的汝窑传世极少，但汝州民间青瓷窑口极多，流传民藏的所谓“汝窑”，大概都是此种性质。
台北故宫藏汝窑"奉华"纸槌瓶
官汝之所以珍贵，一是传世量少；二是烧造成本高昂，“内有玛瑙为釉”；三是其自然典雅的造型，温润如玉的气质，梦幻般的天青釉色，达到了青瓷审美的巅峰。汝窑之青，让历代文人魂牵梦绕的“青青子衿”走出了《诗经》，走入了现实。至于“蟹爪纹、香灰胎、裹足烧、芝麻钉”，个人认为算是特征，于鉴定有益，却不属于真正的美学范畴，只是历代收藏家长久把玩之下的情感积累，故不细表。
宋徽宗显然认为“官民一体”的汝窑无法体现皇家之唯我独尊，故“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相比汝窑，北宋官窑记载更少，传世更少，甚至窑口也尚未发现。
除了更加模糊的面貌，世间有定论的几件传世北宋官窑，也表达出与汝窑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
传世北宋官窑琮式瓶
北宋官窑的烧造时间比汝窑更短，很快就迎来了金兵的铁蹄。叶寘说：“京师自置窑烧造”，基本可以断定其窑址就在开封。但究竟是毁于战火，还是因黄河多次漫灌，也埋入了开封地下那层层叠叠的六座古城之中，无人知晓。北宋官窑的命运，连同千里江山一起戛然而止，留下无数叹息。但宋徽宗开启的官窑制度，却影响了后世历代王朝。从此，陶瓷与皇家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无法分割。一方面，以朝廷之力加大投入，极大促进了瓷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压制了民间手工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新，这种桎梏在明清之际尤为明显。
总之，青瓷在北宋的旅程，结束的匆忙、悲壮又无奈。当时空转至南宋江山，宋室国祚依然延续，青瓷却呈现出了另一番风貌。
二帝被俘、皇室女子被虏，赔款一千万金锭，二千万银锭…靖康之耻的惨烈，摄住了大宋皇室的魂魄。在宋徽宗的影响下，皇室子弟们更像文人墨客，全无君王之貌。他们从未想到文化能被如此摧残，斯文能扫地成这般模样，再也提不起反抗之心。吴越之地是个好地方，“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幸存的皇族们继续着文人雅士的生活，如同遇到危机的鸵鸟……
宋高宗赵构，像极了他的父亲赵佶，艺术造诣极高，尤精书画。我们能够想象偏安杭州的他对旧时的怀念，《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梦，早已深深刻入南宋皇室的血脉。官窑，自然成为了昨日重现的重要寄托。
南宋官窑的面貌比北宋清晰许多，先是浙江越窑御供，以解燃眉之急；后于“修内司”、“郊坛下”两处分设两处官窑。叶寘《坦斋笔衡》：
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曰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 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南宋官窑
目前，两处南宋官窑遗址均已发现，一在老虎洞，一在乌龟山。南宋官窑与北宋相比，灰青色逐渐淡去，天青浓郁，更接近汝窑。这种变化，一是受浙江青瓷传统影响，二是与南宋皇室审美有关。周密《武林旧事》：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清河郡王臣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
总共16件，为历代文献记载汝窑之最。这一方面看出汝窑之珍稀，一方面也说明了宋高宗对汝窑的喜爱。总之，南宋官窑比旧时多了一分江南的阴柔妩媚，少了一分中原的厚重深沉。瓷器虽只是器物，却可反应一国一朝一帝之内心。因此，只需观南宋官窑形貌，就知岳鹏举之枉死，实乃必然。
浙江龙泉窑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南朝时代，一直被越窑压制。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北宋前期的尚白时代，越窑一蹶不振。龙泉窑却如同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少女，安静的等待属于她的时代。
靖康之耻，宋室南渡，江南一跃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皇室欣喜的发现，这里少了几分中原正朔的千斤重担，却多了几分西子湖畔的明媚和吴侬软语的柔情。于是，接过越窑大旗的龙泉窑，也聪明的抛弃了青瓷千年积攒的深沉气质，孕育出极富江南灵秀的“梅子青”，釉色突出娇嫩、明媚，在蓝与绿之间找到了最暧昧的那一抹青色，骚动了文人墨客的心。
南宋龙泉梅子青盘口凤耳瓶
南宋中期，龙泉窑花器、香器、茶器、文房器等文人雅玩逐渐增多。在靖康之耻未雪、强敌虎视眈眈的环境下，南宋的世俗生活却愈益精致，呈现出一个“国泰民安”的“诗化”时代。
南宋龙泉鼎式炉
值得一提的是，龙泉窑在后世青瓷的萎靡中，独自扛起了青色的大旗，于欧洲闯出了偌大声名，这是后话。
龙泉于南朝发轫，至明代逐渐没落。如果说越窑代表了上古延绵而至的青色追求，那龙泉窑则展现了华夏文明千年发展的成熟风貌。一前一后，均是绝代风华。
哥窑是“五大名窑”中最神秘的窑口，历来纷争不断。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
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同为明代文人的高濂，却在《遵生八笺》中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
目前学界基本将哥窑分为“传世哥窑”和“龙泉哥窑”两类。传世哥窑是指清宫旧藏哥窑器，多为炒米黄色，以“金丝铁线”的开片为主要特征。龙泉哥窑则是一批考古发现的黑胎青瓷，出土于陆深所说的琉田窑，开片细碎，多灰青之色。
台北故宫藏传世哥窑高足碗
因此，传世哥窑有更多官窑性质，倾向于高濂之说；龙泉哥窑似乎又印证了陆深的考证，而两者均无充足的考古文献证据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在此不做学术讨论，以传世哥窑之发色，也实在算不到青瓷之列。至于龙泉哥窑，我个人更倾向于龙泉窑对早期南宋官窑的仿制，甚至在某一时段直接充当了官窑的角色，即所谓“龙泉官”。
哥窑在南宋名声不显，后世却备受追捧，尤其康雍乾三朝，颇多仿造。乾隆皇帝就酷爱哥窑，曾写诗赞曰：
铁足圆腰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
古物的魅力就在于此，传承有序是一种美；迷一样的身世，同样也能为之增色。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为宋朝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基调。其后理学昌盛，赵佶信道，都为朝野上下的尚青之风奠定了基础。从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清丽，到辛弃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喟叹，再到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讽刺，最终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这些风流的、深沉的、奢靡的、决然的青色，深深的融入了宋代文人的血脉，见证了大宋王朝的兴亡，也震撼了后世秉烛读史的代代书生。
而青瓷，携晚唐秘色的风流，一头扎进了这个尚青的王朝。在经历了宋初的沉寂后，于徽宗治下迎来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青色时代。有趣的是，徽宗笃信道教，而道教斋醮仪式中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就叫“青词”。这种看似无关的巧合，隐喻了青瓷盛世的到来。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史上，只要传说中的“柴窑”不曾出世，大宋汝窑就是无可争议的“瓷王”。这不仅仅是因为汝窑的珍稀，更在于其美学上的贡献。大宋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细腻深微的、内敛的、封闭的、精纯的本位文化，讲求雅俗协奏、淡泊舒缓。而宋朝发达的手工业，又为瓷器融合文人审美提供了工艺支撑，从而形成了汝窑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
台北故宫藏汝窑莲花式温碗
可惜的是，盛极必衰的轮回宿命，不会因工艺之美上升到哲学高度就能摆脱。宋室南渡之后，虽官窑依旧，龙泉崛起，却越来越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抛下沉重的哲学内核，似乎能够轻装上阵，却在西湖的歌舞和江南的柔情中逐渐沉沦。
青瓷用2500年的成长，换来了晚唐至宋末的400年盛世，最终在崖山之巅，伴随着十万军民消失在了青色的波涛中。从历史观来说，“崖山之后无中华”当然是狭隘的；而从美学的角度，南宋青瓷将单色釉的华美发挥到了极致，这种透着皇家奢靡的病态审美，也预示着青瓷的末世即将到来。这一点，500年后的乾隆粉彩，同样体现的淋漓尽致。
下期的“余晖篇”，我们将看到青瓷如何在青花和粉彩的夹击中，顽强的绽放最后的光芒。“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青瓷的结局并不悲壮，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皇权与艺术的余味悠长的背影。
《柴窑研究释考》
《汝窑考古发现三十年》
《宋龙泉窑青瓷特点及时代风貌》
—— 转自《文眼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