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被后世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1› ，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烧制年代是目前中外陶瓷 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推动了钧窑问题的研究‹2› ，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 间。检视文献所载钧窑相关资料，可知钧窑概念有一个形成过程，不同时代的钧窑产品蕴含着不同的信 息。本文拟以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探讨钧窑概念的演变过程，以期对钧窑的产品及时 代作出科学判断。 

一  钧窑概念的形成 

迄今难以看到北宋以前明确记载钧窑的文献。金代赵秉文（1159－1232）有《汝窑酒樽》诗：“秘色创尊 形，中泓贮绿醽，缩肩潜堰蜓，蟠腹泓青宁，巧琢晴岚古，圆 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 ‹3›汝瓷 酒樽釉色“晴岚”，据学者研究，实际上是天青色‹4› 。赵秉文生活的金代中后期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已经停烧， 汝州城内张公巷窑主要烧造青釉瓷器，该时期天青色釉瓷器的胎土很可能来自跟汝州一致的伏牛山东段，即陶瓷原料相同的汝州、钧州接壤地带。天青色是早期钧釉瓷器最具特点的釉色‹1› ，赵秉文的诗很有可能描 绘的是钧瓷。钧州东张镇至元二十三年（1286）碑载，赵秉文曾为东张镇德应侯柏灵翁题写匾额‹2› ，对钧州瓷 业有一定认识的赵秉文不记钧窑，表明钧瓷当时还处于仿汝阶段，被认为是汝窑一类的产品。较早生产钧瓷 的窑址位于今青龙河流域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一带，金代属汝州辖区。金代在青龙河流域设“黄道镇”，属于 汝州府下辖镇‹3› 。另一个较早烧造钧瓷的野猪沟在金代也属于黄道镇‹4› ，故金代人将刘家门、野猪沟一带窑场 所产瓷器亦称为“汝瓷” ‹5› 。 目前所见关于钧州窑业最早的文献为《元典章》“磁窑二八抽分”条，称：“至元五年（1268）七月初五 日，制国用使司：来申，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 ‹6› ，记载了元早期钧州窑业的税制‹7› 。至元二十三年 （1286）《张左己碑》详细记载了钧州东张镇的瓷业生产状况，所涉税制与《元典章》正相对应，并称所产器是 “百家之用所物” ‹8› 。及至明代初年，系统记录瓷器的著作《格古要论》 ‹9›和《碎金》 ‹10›都没没有提及钧窑。明正德、 万历《大明会典》中则有宣德时期钧州瓷器贡御的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 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 ‹11›可见明代早期开始钧州窑场的缸、坛、盆等产品已经贡御，但未说明是何种釉色的瓷器。 钧窑之名长期被认为始于明代吴中、吕震奉敕编《宣德鼎彝谱》，该书被考证是一部后人托吕震之名的伪 书，非宣德时所著，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明嘉靖时期，甚至不早于明天启丙寅年（1626） ‹1› 。宋诩《宋氏家规部》 卷四“窑类”条在介绍了柴窑、汝窑、官窑等十三个窑之后，接着记：“钧州窑，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色者， 质甚厚。” ‹2›宋诩活跃于明代弘治年间，所著《宋氏家规部》的年代大致在明中期，行文上钧州窑虽排名较 后，但第一次明确记载了钧州窑瓷器是天青色紫色、高温铜红釉窑变的釉色，这是花盆、盆托、出戟尊等类官 窑钧瓷，即今人所谓“官钧”的主要特色‹3› 。 陆深《俨山集》也较早记载了钧州窑产品，他在《书·京中家二十三首》中记：“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 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晚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今寄 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作一圆架座，朱红漆，前寄回银砂两包，此出涪州，俱是 辰砂研成，只宜入漆，不可杂用了，知之知之。钧州葵花水奁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 为文房之饰，余不再收可也。” ‹4›据前后书信所记时事，讲到本年钦点状元是茅瓒，知此信写于嘉靖十七年 （1538） ‹5› 。书中提到“钧州缸”、“钧州葵花水奁”、“菱花水底”，从器形及用途来看，应是钧窑花盆、盆托等官窑 钧瓷花器‹6› 。从中也知钧州花器在当时已被作为古董收藏，其生产年代远离陆深生活的嘉靖时期。成书于明 嘉靖三十三年（1554）《嘉靖钧州志》称，“瓷窑（笔者注：钧窑）在州西大刘山之下” ‹7› 。 明万历以后有关钧州窑的著述渐多，大体可归为三类‹8› 。第一类对钧窑评价不高，以成书于万历十九年 （1591）高濂的《遵生八笺》为代表。该书《燕闲清赏笺》论及窑器分四小节‹9› ，第三节“论诸品窑器”最后才介绍 均州窑。书中较早描述钧窑的釉色特征称：“若均州窑，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

变露者为上品”，此外高濂还提及了瓷器的器形、胎质等。高濂的记载影响甚远，以致其他明清文人提到钧州 窑必提及朱砂红、葱翠青、茄皮紫，并以此三种釉色为贵，这也是钧窑官窑花盆、盆托、出戟尊等花器的常见釉 色。第二类对钧州窑持肯定态度，以张应文著于明万历前期的《清秘藏》为代表。该书卷上载：“均州窑红若 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下有 龙泉窑。” ‹1›将钧州窑列于宋五窑之后的第一位，描述亦中肯。第三类评价也不高，以明万历黄一正《事物绀 珠》所记“均窑器大，稍具诸色，光彩太露” ‹2›为代表，指的可能是钧州产白地黑花和白地黑花加褐彩、红绿彩 等其他瓷器‹3› ，并非钧釉瓷器。 明代后期文献记载钧州窑渐多，表明其产品正日益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曾任明礼部尚书的董其昌 《筠轩清 录》中称，“均州窑之不有龙泉窑古” ‹4› 。可见明万历前后对钧州窑权威的说法是它晚于龙泉窑。龙 泉窑南宋末年开始为人所重，钧州窑的时代要晚于南宋，即元及明‹5› 。此外，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谈到钧釉 花器后，还称，“其它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器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此处所 论 “坐墩、炉、盒、方瓶、罐子”，说明钧州窑烧造钧釉花器的同时，还生产白地黑花、白釉类瓷器‹6› 。 明代嘉靖、万历甚至天启时期，托吴中、吕震奉敕所编的《宣德鼎彝谱》记：“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 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检选，依原样勒限铸成。” ‹7›与先前文献不同， 编者破天荒地将钧窑排在定窑之前，与其他宋代名窑并列，即“柴汝官哥均定”，表明钧州窑地位开始提高。 清初文人承袭《宣德鼎彝谱》的排名，开始将钧州窑附会为宋代制品。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四“窑器”条称： “窑器所传柴汝官哥钧定可勿论矣”，将钧窑与其他名窑并列，并录《高江村酬苍林宋钧窑瓶歌》：“僧僚偶见双 耳瓶，黛色浓淡光冷冷，异哉均州旧时造。”注曰：“宣和间内府尚古器，搜求民间无敢隐者。” ‹8›至此，钧窑 瓷器变为北宋宣和内府器。 清乾隆年间，“钧窑”之名正式出现，被认为是北宋制品，甚至北宋官窑。约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南 窑笔记》中记：“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火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 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雅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蒨肥厚，光彩夺目。” ‹1›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称：“均窑，亦宋初所造，出钧台， 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毫丝。红若胭脂朱砂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者 次之，三者色纯无少变者为上。” ‹2›不但指出钧窑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为北宋，更点名为宋初所造。 晚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和陈浏《陶雅》对钧窑更为推崇。《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宋最有名之窑有 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已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称小窑。” ‹3›陈浏《陶雅》卷上记：“古窑之存 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龙泉、曰建” ‹4› ，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陈浏是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 的唯一者。晚清民国时文献中钧窑地位陡增主要是因为其在古玩市场上价值的提升。陈浏曾说：“余初著书 时，宋钧且不见重于西商。今则宋元瓷器声价陡增，然犹必沾沾于紫釉，犹未得天青之三味也。” ‹5›黄濬《花 随人圣庵摭忆》记：“光绪初年，乐亭刘氏极豪奢，伺猫犬饭盆，悉用钧瓷，取其质厚不易损，海王村商人以 贱值得之者。彼时内府均窑花盆内亦不过种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绝无宝贵意。曾不二十年，以欧人最重此 瓷，腾涨至万金以上，谈者云更二十年，均窑恐将绝迹国中矣。” ‹6›钧瓷的称谓这时已出现。 至于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最早由谁提出，已难于考证。1951年陈万里称“汝窑为宋代四大名窑之一” ‹7› ， 而不称钧窑为名窑‹8› 。1958年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指出当时已有人“将钧窑与定、汝、官、哥列为 宋代的五大名窑” ‹9› 。可知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包括钧窑在内的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已经出炉。其大体 思路是沿袭前人所说的“柴汝哥官定”五窑，在将不见实物存世的柴窑排除后，被视为北宋官窑的钧窑在与龙 泉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递补入五大名窑之列‹10› 。 综上，钧窑概念形成的主要脉络是，元代早期始有“钧州”窑业记载，钧州窑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弘治年 间，明嘉靖之后“钧州窑”记载渐多，暗示其地位逐步提高。明万历之后避明神宗朱翊钧之讳被记为“均州 窑”。明代后期的《宣德鼎彝谱》提出“柴汝官哥均定”，应是钧州窑成为名窑的源头。清乾隆年间出现钧窑之 名，被说成是“官窑”，有了其始于北宋的说法，嘉庆年间被认为是“出钧台”，“宋初所造”。晚清以后钧窑被 列入宋代名窑，直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宋代五大名窑说法的最终形成而跻身其列。

二  钧窑的产品及时代

除了以上资料，钧窑文献又隐含着其产品时代的信息，其中有三条较为清晰的线索。一是金大定二十四 年（1184）钧州建立、明万历三年（1575）钧州避讳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80）禹州城内建设“古钧台”，这三 个时间节点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钧窑的概念、产地、时代的阶段性认识‹1› 。也就是说，金大定之后钧州设立才有 钧州窑之名，明万历之后被称作“均窑”，清康熙之后钧窑被认为产自钧台。二是明代中后期人们提及钧州窑 “胭脂红”、“葱翠青”、“茄皮紫”等釉色瓷器时并未标明其年代，表明钧州窑的花盆、盆托、出戟尊等官窑花器很 可能就是明代中后期的产品，至少距此不远。清代文人对明代文献的传抄导致了钧窑年代为北宋的说法，进 而为北宋官窑的不合实际论调，伪托之作《宣德鼎彝谱》很可能是始作俑者。晚清至民国收藏家和古玩商人对 钧窑的追捧和官窑性质的认定，最终促进钧窑跻身宋代五大名窑之列。三是明清至民国时期，随着钧州生产 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知名度的提高而逐步形成钧窑概念，所指品种曾经包括钧窑的白底黑花、白釉产品和民 窑钧瓷，后来逐渐形成了今人理解的以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为钧瓷概念‹2› 。在钧窑概念形成过程中，明代以 前钧窑碗、盘、瓶、罐等民窑天青类釉色瓷器未受重视，可能长期被视为汝瓷、青瓷。至迟在明代早中期，生产 出花盆、盆托、出戟尊等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贡御”，在宫廷用来种植菖蒲‹3› ，钧窑声名鹊起，高温铜红釉窑 变花器被认为是钧窑的特色产品。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在景德镇御窑厂有组织地仿烧钧釉花器，用作宫廷种 植菖蒲之外的水仙、茶花，乃至奇石盆景‹4› 。清末以后钧窑花盆、盆托等花器被古董商追捧，碗、盘类民窑钧 瓷才渐入人们的视野。 对考古材料的全面分析可为钧窑时代的判断提供较为充分的依据。1974年钧台窑发掘分期主要依据明 清文献记载的北宋钧官窑‹5› ，断代既无考古地层依据，又没有与明确纪年墓葬出土瓷器排比，早已受到质 疑。2004年禹州钧台窑范围内原八卦洞附近的制药厂古钧花苑工地发掘出土一批带数目字的钧窑花盆、盆 托、出戟尊等花器和碗、盘标本，均为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在元末明初‹6› 。一批学者以这 批新资料为基础，得出 “官钧”烧造于明早中期的结论‹7› 。2001年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反映了钧窑 各个时期青釉、钧釉、白地黑花瓷器的生产面貌及其阶段性变化，发掘者将钧窑分为三期五段，分别对应于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晚期、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 落期‹1› 。并认为北宋末期为钧瓷的创烧时代‹2› 。但学术界对钧瓷创烧于北宋末期的判断未形成一致意见。最 近，有学者重新解读2001年刘家门钧窑遗址早期地层出土资料，否定以铜钱作为断代依据，将出土钧釉瓷 器与整个北方其他窑址、墓葬出土瓷器资料排队分析，得出刘家门早期地层的年代为金代中后期的结论‹3› 。 2011年禹州鸠山镇闵庄钧窑发掘资料分为北宋后期、北宋末期至金代初年、金代中后期、元前期、元代中后期 至明初等五个时期，大体代表了钧窑产生、成长、崛起、发展、繁荣五个阶段，其中天青釉钧瓷最早出现在金 代中后期，元代早期发展较快，到明初达到生产高峰，出现的一批里蓝外红釉色的碗类器物标本标志着高 温铜红釉技术渐趋成熟。闵庄钧窑考古的年代学分期结论除依靠地层学、类型学资料与绝对纪年瓷器排比之 外，还对地层中出土的人类、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与考古年代学分期一致，其中最早出现 钧瓷的遗迹单位出土人骨的碳十四数据树轮校正后年代为公元1155－1215年，当金代中后期‹4› 。结合1974 年、2004年钧台窑发掘和2011年闵庄窑发掘、2013年神垕镇区窑址发掘资料‹5› ，可以看到北宋后期禹州有稍早 的烧造精细化妆白瓷和临汝窑青瓷的窑场，金元时期禹州钧窑发展很快，除钧釉外，还烧造青釉、黑釉、白釉 （化妆白瓷）。明代早中期禹州在州治钧台窑和神垕镇区窑场都有很大规模的瓷器烧造。钧台窑在永乐、宣德 至成化年间主要烧造高温铜红釉类花盆、盆托、出戟尊等花器和少量外红釉内蓝釉碗、盘钧瓷，神垕镇区窑场 宣德至嘉靖年间主要烧造白地黑花类缸、坛、瓶瓷器，两处窑场的产品主要用于贡御‹6› 。此外，窑址调查和新 近发现的碑刻资料表明，明代后期至清代早期，禹州的瓷业生产并未完全中断，而是保持着小规模生产‹7› 。 这样，可以基本勾勒出今禹州市作为钧窑中心烧造区的陶瓷手工业从北宋后期至明代中后期产生、发展、衰弱 的脉络，其中以天青釉为特色的民窑钧瓷的创烧应在金代中后期，在忽必烈控制河南的元代早期出现一个 短时期的兴盛，明代早中期以成熟的高温铜红釉窑变为特征的花盆、盆托、出戟尊等官窑钧瓷花器达到生产 顶峰。另一方面，以禹州、汝州等河南中西部窑场为主要产地，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及北 京等地的墓葬、窖藏、遗址中发现一批“日用类钧瓷”，经研究可知早期钧瓷创烧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金世宗大定（1161－1189）至金章宗泰和（1201－1208）年间‹1› 。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北京、内蒙古等地墓葬、窖藏出土 纪年钧瓷的年代集中在元代早、中期，即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期，这正是钧瓷烧造技术以禹州为中心向北 方各地快速传播的时期。 陶瓷窑址考古资料反映的钧窑年代学分期和各地墓葬、窖藏、城址等出土的钧窑纪年资料，与元明时期文 献记载的钧窑变迁状况逐渐趋于一致，表明我们对钧窑产品时代的认识正接近历史发展的面貌。

三  结语 

钧窑，一般指古代钧州境内的窑场，也指钧窑生产的瓷器产品。然而，钧窑的概念和所指的产品经过长 期的迁延流传，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涵：一是北宋以前不见钧窑的明确记载，金元时 期始有零星记载，表明金元时期钧窑知名度不高。从窑址和各类遗址出土的钧瓷来看，早期钧瓷“钧汝不分” 的仿汝瓷特征是钧窑民窑产品被记作“汝窑”产品的直接原因。二是明代中期出现了“钧州窑”的记载，代表性 产品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胭脂红”、“葱翠青”、“茄皮紫”釉色，这可与今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博物院”所藏带 数目字的各式配套花盆、盆托及出戟尊之类的花器——产自今禹州城内八卦洞（钧台窑）用作“贡御”的所谓“官 钧”瓷器相对应，其年代应为明代早中期。文献与考古资料也表明该时期钧窑除生产钧瓷外，也生产器大、质 粗的白釉、白地黑花类瓷器。三是明代后期至清初“钧窑”概念正式形成，其盛名来自钧瓷官窑产品地位的提 高。钧窑因避讳记作“均州窑”、“均窑”，仍多指花盆、盆托、出戟尊等高温铜红釉花器。四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 “钧州窑”、“钧窑”或“钧瓷”，包括了官窑钧瓷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和民窑钧瓷天青釉碗、盘类产品，钧窑因其 收藏价值而跻身很晚形成的“宋代五大名窑”之列。五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禹州市神垕镇为中心，从仿制官 窑钧瓷花器开始，生产出以高温铜红釉窑变为特色的陈设瓷器和日用瓷器，使现代“钧瓷”成为“钧窑瓷器”、 “钧釉瓷器”的简称或代名词。目前人们通常把钧窑所指产品，限定为天青色乳浊釉带红色窑变，发展为高温 铜红釉窑变为特色的钧釉瓷器。 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陶瓷考古的发展，在古代钧州以外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甚至南方的浙江、 江苏、广东等地都发现了生产天青色乳浊釉、铜红釉窑变瓷器的窑场。钧窑的概念变得或大或小，大到北方地 区生产钧瓷的数百个窑场，小者则局限在禹州境内生产钧瓷的窑场。因此，为避免认识上的混乱并便于学 术的准确表达，应以狭义、广义概念来科学地认识钧窑及其产品。狭义的钧窑指在古代钧州范围内的陶瓷窑 场，其代表性产品是风格独特的钧釉瓷器。广义的钧窑指生产钧釉瓷器的一批窑场，在河南中西部以至北方 地区和南方地区都有分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